Relation between Land and People in Transition in Solomon Islands
§ Prelude §
在大洋洲的研究當中，殖民主義、市場經濟與大洋洲居民的互動一直是人類學家感興趣的議題。在功能論、發展理論或依賴理論的影響下，早期人類學對於“原始社會”的研究認為殖民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擴張，勢必造成原有文化的消失，因此，人類學者有一種去記錄即將消逝之傳統的使命。
然而，晚近的研究認為地方性文化是透過原有文化的思維方式，去理解資本主義的進入。如對於物的研究當中，發現物是可以被錯置(displaced)、去脈絡化(de-contextualization)、再脈絡化(re-contextualization)；而金錢(money)進入當地社會時，M. Bloch與J. Parry認為在整個金錢流動與交換的整體過程(the totality of transactions)，牽涉的是整個社會與意識型態的再生產，而不只是單一個人。因此，他們試圖要去探討原有文化如何去再現金錢(how an existing worldview gives rise to particular ways of representing money)，金錢是具有道德性的(morality)。
因此，西方社會、資本主義與當地社會之間是有一個協調(negotiated)的過程，不是發展理論的悲觀性結論。
歐洲的大航海時期於16世紀開抵了美拉尼西亞，19世紀時荷蘭與法國等國在此地展開殖民主義的序幕，20世紀時現代國家開始形成。殖民主義、國家政策與跨國投資的影響下，土地如果不是被政府徵收，就是被跨國公司作為採礦或開發當地資源所利用。因此，在此幾十年當中，原本的土地被大量的移往他人手中。而在美拉尼西亞，被轉移的土地(alienated land)從17％(Fiji)到80％(New Caledonia Island)。另外，經濟作物的種植(如咖啡)也使得原本種植taro與yam主食作物的土地受到了擠壓。在這樣的影響下，土地問題成為當代美拉尼西亞的重要議題，更表現在法律訴訟上、戰爭增加的趨勢上(Knauft 1999；Schneider 1998；Sillitoe 2000)。
在這個過程當中，有趣的是當地人不只是被動地去接受政府或跨國公司的剝削。他們試圖去干預、杯葛跨國公司的利益分配，也迫使政府去重新思考原有的土地與投資政策。而這是一個複雜的過程，牽涉到“族群”與“族群”之間的關係、地方與政府、地方與跨國公司之間的關係。另外，有趣的是在過程中，當地人是有意識地去思考他們的原有文化與傳統(kanstom)，並透過原有的文化或地方知識去宣稱(makes claim to)他們對於土地的擁有權。在此，以Solomon Islands為例，加以說明。
§ Land Issues in Solomon Islands §
Solomon Islands位置新幾內亞東南方，主要由Choiseul、New Georigia、Santa Isabel、Malaita、Guadalcanal、San Cristobal這些大島所構成。過去被英國所領，1978年始獨立。
跨國公司的投資主要是在伐木業與漁業。在1963-1980s，大部份的伐木業由Levers Pacific Timber公司所獨占，主要是在政府的土地上進行開採。自1980年初，伐木業的開發，從政府的土地轉向當地傳統的土地(customary land)上，而傳統沒有被轉移的土地(alienated land)約占了Solomon所有土地的87％。再加上，當時Solomon政府許可了許多跨國公司的開發許可，使得伐木的情況在Solomon變得更嚴重，而這些跨國公司主要是亞洲的公司(如馬來西亞與印尼)。因而Solomon政府對於伐木業的依賴被強化。如在1990s時，伐木業占了政府出口額的34.5％，到了1993年，更上升到54.9％，到1994上升到56％，而這也佔了當年政府總營收的31％。然而，在跨國公司在開採的範圍伸入到傳統領域之後，造成了對於土地的紛爭，因此，在地方法院的訴訟之中，約有70％到90％的法律訴訟是在處理有關於土地爭執的問題。
而Solomon Islands的土地約80％~90％是屬customary land，因此，跨國公司進行開採，事實上是遇到更大的困難，因為他們所要去協商的不是個人，因為土地不是如同西方那樣的「財產」、「所有權」的概念。例如，Marovo Lagoon人的資產或土地(puava)是由一個可追溯共同祖先的親屬為結構的團體(butubutu)所共同擁有與使用。而土地對於當地人而言，也不是個功利的概念，也就是說土地可以帶來多少的收益。森林不只是一種可以轉換成金錢的商品化物品，對於當地人而言，森林是他們所居住的環境、記憶的連結、儀式舉行的所在地。
§ Culture as Construction §
在土地被政府或跨國公司剝削與商品化的過程當中，事實事，也牽涉到了文化的重新建構(cultural construction and deconstruction)。因此，人與地的關係是一個動態的過程，如Rodman定義land tenure時說“it is an ongoing process of negotiation between different interests, a way of seizing or missing different opportunities, and a language for expressing degrees of exclusivity and mutual obligation”。
因此，在美拉尼亞的語言當中，發展出kanstom與kanstom blongiumi的概念，也就是說當地人在意識的層次上去建構他們對自我理解與認同，也進而使別人用這樣的方式或象徵去認識他們，因此，他們的認同是具有公開性的。透過對過於的考查與解釋，事實上，所關注的是現在，指引現在的生活與未來。並進而對抗現代化、跨國公司與資本主義對當地的剝削。
如在Malaita的Kwara’ae人的探討中(Burt 1998)，Kwara’ae的領導人Samuel Alasa’a透過錄音帶，將自己的自身經歷，以及第一次來到Malaita的祖先的故事錄製起來，並將這樣的知識傳給他的兒子。這牽涉到個人的政治利益、地位與認同問題。而Kwara’ae人希望將這樣的口傳歷史被保存與文本化(documented)。並使得這樣的聲音，不只是在Kwara’ae被聽到，還希望在其它地方的人意識到Kwara’ae人的存在。事實上，內部成也具有不同的版本，因此，也引起了版本之爭。
而這樣的故事，在1940s年代被Kwara’ae的激進主義份子所引用，進而去形朔他們的族群認同與政治團結(political solidarity)。並宣稱他們是最早到Malaita開發的人的後代，以對抗英國殖民政府的剝削。到了1980s，以這樣故事為基礎的論述，使得有分離主義者(secessionist)試圖去宣稱一個Kwara’ae province的存在。
在這樣的故事中，Alasa’a透過對於男性祖先的追朔，論述在十四代到九代以前，Kwara’ae從Siale遷移到Tolinga，在Alasa’a有七、八代以前，又有一批人從Tolinga遷到Fairu，也就是Alasa’a所居住的地方。使得Kwara’ae人對於Fairu、Tolinga土地的使用與宣稱具有合法性。並透過Alasa’a自身在殖民時期的經歷，去述說Kwara’ae當地人的經驗與看法，而不是殖民主義者的看法。
對於Dunde人在土地爭議的訴訟中(Schneider 1998)。透過，對於系譜的宣稱，使得原有的土地與認同被消滅，並重新再建構。而區分成KLHL(Kazukuru Left Hand Land)與KRHL(Kazukuru Right Hand Land)。並使得伐木公司的作業受到了干擾。而Dunde又分成了三個派系。派系A透過宣稱New Georgia北邊的某一地的系譜性關係(Voramali－Vakorige的好兒－的後代)，使得派系一得到了伐木公司給予的開採費(royalties)。而脈系B則宣稱他們是Qulamali的後代(Vakorige的女兒)，因此，他們才是對於此地有使用的第一優先權。派系C則認為這一地的土地是大家都通以共用的。事實上，在Munda地區，系譜的追朔是可以透過父系也可以透過母系的(succession is both patrilineal & matrilineal)的，使得情況具有了歧異性(ambiguity)。
如Ernest所說這是一個“a discourse-centered political ecology”、“politics of difference”(Ernest 1999)。當地人透過，對於論述去強調他們對於土地的擁有權。並透過「傳統的策略」(如人地關係、親屬關係、神話或宇宙觀)去區別他群與我群，也就是一個inclusion & exclusion的過程(Ballard & Banks 2003)。因此，整個宣稱對於土地擁有權不只是一個經濟的理由，而是具有社會層面意義。而文化本身是具有彈性(flexibility)，在「現代化」的過程中，透過自身的概念與「大環境」互動。
§ Finale §
因此，在Solomon Islands的土地爭議中，人們對於土地的使用權與所有權宣稱，不只是為了經濟的理由。在這個過程中，人與土地的關係、社會認同重新被創造(建立在原有的文化基礎上)，並透過文化的重新創造，以回應殖民主義與資本主義對當地的影響。在Solomon Islands的土地當中，約87％的是屬於customary land，因此，跨國公司需要不斷地的與地方協商，需要付予當地開採使用費(royalties)、營收的回饋以及對當地環境破壞的補償。當然，這也使得當地遇到了兩難的困境，也就是到底要經濟還是環境(上述的利益使得當地人可以去支付政府稅收、罰款與教育支出)。
另外，有趣的是，美拉尼西亞原本是一個無文字的社會。因此，如Ernest在對Onabasulu的探討中，記錄了三個故事與神話，而這樣的故事是被錄音起來的，並在非正式的場合之中，被重複地播放。而Malaita地區Kwara’ae的領導人Samuel Alasa’a透過錄音帶，將他自己的經歷、系譜與遷移不斷傳下去。最後，用文字記錄了起來。這牽涉到口傳與文字記錄的特殊差異。透過文字去記錄，使得Kwara’ae人在現代性中對於土地的宣稱中得到了合法性基礎。然而，用文字記錄，(與口傳相比)似乎更少了彈性，也就是說被固定化了。
Schneider說‘the process of individualization of the ownership of natural resources……leading to an individualization of social relations’(1998：207)。然而，關於跨國伐木公司對於當地的回饋與補償所得到金錢，到底如何被利用、流動與交換，並沒有被討論到。例如，Stira對於Sri Lanka的Ambakandawila漁村的研究認為，當地進入市場經濟之後，金錢在當地的流動是具有性別意義，並展現了兩套道德觀。因此，在金錢的流動上，到底是有一個長期的目標(long-term aim)社會性(social good)，還是只是短期的利益(self-interested)，並如何在Solomon Islands中被表現出來，需要被討論，才能論定是否有Schneider所說的“individualization of social relations”。
§ Reference §
Ballard, Chris & Banks, Glenn
2003 ‘Resource Wars：The Anthropology of Mining’,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32：
287-313
Bloch, Maurice & Parry, Jonathan
1989 ‘Introduction：Money and the Morality of Exchange’, in Maurice Bloch & Jonathan
Parry(eds) Money and the Morality of Exchange,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Burt, Ben
1998 ‘Writing Local History in Solomon Islands’, in Jürg Wassmann(ed.) Pacific Answers to
Western Hegemony：Cultural Practices of Identity Construction, Oxford：Berg
Douglas, Bronwen
1998 ‘Inventing Natives/Negotiating Local Identities：Postcolonial Readings of Colonial Texts
on Island Melanesia’, in Jürg Wassmann(ed.) Pacific Answers to Western Hegemony：
Cultural Practices of Identity Construction, Oxford：Berg
Ernst, Thomas M.
1999 ‘Land, Stories, and Resources：Discourse and Entification in Onabauslu Modernity’,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101(1)：88-97
FAO
2001 Land Tenure and Land Conflict in the South Pacific, Consultancy Report for the Food &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Kabutaulaka, Tarcisius Tara
2005 ‘Rumble in the Jungle：Land, Culture and (un)sustainable Logging in Solomon Islands’,
in Antony Hooper(ed.) Culture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the Pacific, Canberra：
Asia Pacific Press
Naitoro, John
2000 ‘Mineral Resource Policy in Solomon Islands：The “Six Feet” Problem’, Pacific
Economic Bulletin 15(1)：132-142
Pinholt, Jens
1998 ‘Identity Construction as a Cooperative Project：Anthropological Film-making with the
Vaiakau and Fenualoa Peoples, Reef Islands, Temotu Province, Solomon Islands’, in Jürg
Wassmann(ed.) Pacific Answers to Western Hegemony：Cultural Practices of Identity
Construction, Oxford：Berg
Roseman, Marina
1998 ‘Singers of the landscape：Song, History, and Property Rights in the Malaysian Rain
Forest’, American Anthropology 100(1)：106-121
Schneider, Gerhard
1998 ‘Reinventing Identities：Redefining Cultural Concepts in the Struggle between Villagers
in Munda, Roviana Lagoon, New Georgia Island, Solomon Islands, for the Control of
Land’, in Jürg Wassmann(ed.) Pacific Answers to Western Hegemony：Cultural
Practices of Identity Construction, Oxford：Berg
Sillitoe, Paul
2000 Social Change in Melanesia Development and History,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Steward, Pamela J. & Strathern, Andrew
2002 ‘The Solomon Islands’, in Andrew Strathern etc.(eds) Oceania：An Introduction to the
Cultures and Identities of Pacific Islanders, Durham：Carolina Academic Press
Tagini, Phillip
2001 ‘The Effect of Land Policy on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s in the Solomon Islands’,
Journal of South Pacific Law 5：1-11
Wassmann, Jü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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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晚近的研究認為地方性文化是透過原有文化的思維方式，去理解資本主義的進入。如對於物的研究當中，發現物是可以被錯置(displaced)、去脈絡化(de-contextualization)、再脈絡化(re-contextualization)；而金錢(money)進入當地社會時，M. Bloch與J. Parry認為在整個金錢流動與交換的整體過程(the totality of transactions)，牽涉的是整個社會與意識型態的再生產，而不只是單一個人。因此，他們試圖要去探討原有文化如何去再現金錢(how an existing worldview gives rise to particular ways of representing money)，金錢是具有道德性的(morality)。
因此，西方社會、資本主義與當地社會之間是有一個協調(negotiated)的過程，不是發展理論的悲觀性結論。
歐洲的大航海時期於16世紀開抵了美拉尼西亞，19世紀時荷蘭與法國等國在此地展開殖民主義的序幕，20世紀時現代國家開始形成。殖民主義、國家政策與跨國投資的影響下，土地如果不是被政府徵收，就是被跨國公司作為採礦或開發當地資源所利用。因此，在此幾十年當中，原本的土地被大量的移往他人手中。而在美拉尼西亞，被轉移的土地(alienated land)從17％(Fiji)到80％(New Caledonia Island)。另外，經濟作物的種植(如咖啡)也使得原本種植taro與yam主食作物的土地受到了擠壓。在這樣的影響下，土地問題成為當代美拉尼西亞的重要議題，更表現在法律訴訟上、戰爭增加的趨勢上(Knauft 1999；Schneider 1998；Sillitoe 2000)。
在這個過程當中，有趣的是當地人不只是被動地去接受政府或跨國公司的剝削。他們試圖去干預、杯葛跨國公司的利益分配，也迫使政府去重新思考原有的土地與投資政策。而這是一個複雜的過程，牽涉到“族群”與“族群”之間的關係、地方與政府、地方與跨國公司之間的關係。另外，有趣的是在過程中，當地人是有意識地去思考他們的原有文化與傳統(kanstom)，並透過原有的文化或地方知識去宣稱(makes claim to)他們對於土地的擁有權。在此，以Solomon Islands為例，加以說明。
§ Land Issues in Solomon Islands §
Solomon Islands位置新幾內亞東南方，主要由Choiseul、New Georigia、Santa Isabel、Malaita、Guadalcanal、San Cristobal這些大島所構成。過去被英國所領，1978年始獨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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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Solomon Islands的土地約80％~90％是屬customary land，因此，跨國公司進行開採，事實上是遇到更大的困難，因為他們所要去協商的不是個人，因為土地不是如同西方那樣的「財產」、「所有權」的概念。例如，Marovo Lagoon人的資產或土地(puava)是由一個可追溯共同祖先的親屬為結構的團體(butubutu)所共同擁有與使用。而土地對於當地人而言，也不是個功利的概念，也就是說土地可以帶來多少的收益。森林不只是一種可以轉換成金錢的商品化物品，對於當地人而言，森林是他們所居住的環境、記憶的連結、儀式舉行的所在地。
§ Culture as Construction §
在土地被政府或跨國公司剝削與商品化的過程當中，事實事，也牽涉到了文化的重新建構(cultural construction and deconstruction)。因此，人與地的關係是一個動態的過程，如Rodman定義land tenure時說“it is an ongoing process of negotiation between different interests, a way of seizing or missing different opportunities, and a language for expressing degrees of exclusivity and mutual obligation”。
因此，在美拉尼亞的語言當中，發展出kanstom與kanstom blongiumi的概念，也就是說當地人在意識的層次上去建構他們對自我理解與認同，也進而使別人用這樣的方式或象徵去認識他們，因此，他們的認同是具有公開性的。透過對過於的考查與解釋，事實上，所關注的是現在，指引現在的生活與未來。並進而對抗現代化、跨國公司與資本主義對當地的剝削。
如在Malaita的Kwara’ae人的探討中(Burt 1998)，Kwara’ae的領導人Samuel Alasa’a透過錄音帶，將自己的自身經歷，以及第一次來到Malaita的祖先的故事錄製起來，並將這樣的知識傳給他的兒子。這牽涉到個人的政治利益、地位與認同問題。而Kwara’ae人希望將這樣的口傳歷史被保存與文本化(documented)。並使得這樣的聲音，不只是在Kwara’ae被聽到，還希望在其它地方的人意識到Kwara’ae人的存在。事實上，內部成也具有不同的版本，因此，也引起了版本之爭。
而這樣的故事，在1940s年代被Kwara’ae的激進主義份子所引用，進而去形朔他們的族群認同與政治團結(political solidarity)。並宣稱他們是最早到Malaita開發的人的後代，以對抗英國殖民政府的剝削。到了1980s，以這樣故事為基礎的論述，使得有分離主義者(secessionist)試圖去宣稱一個Kwara’ae province的存在。
在這樣的故事中，Alasa’a透過對於男性祖先的追朔，論述在十四代到九代以前，Kwara’ae從Siale遷移到Tolinga，在Alasa’a有七、八代以前，又有一批人從Tolinga遷到Fairu，也就是Alasa’a所居住的地方。使得Kwara’ae人對於Fairu、Tolinga土地的使用與宣稱具有合法性。並透過Alasa’a自身在殖民時期的經歷，去述說Kwara’ae當地人的經驗與看法，而不是殖民主義者的看法。
對於Dunde人在土地爭議的訴訟中(Schneider 1998)。透過，對於系譜的宣稱，使得原有的土地與認同被消滅，並重新再建構。而區分成KLHL(Kazukuru Left Hand Land)與KRHL(Kazukuru Right Hand Land)。並使得伐木公司的作業受到了干擾。而Dunde又分成了三個派系。派系A透過宣稱New Georgia北邊的某一地的系譜性關係(Voramali－Vakorige的好兒－的後代)，使得派系一得到了伐木公司給予的開採費(royalties)。而脈系B則宣稱他們是Qulamali的後代(Vakorige的女兒)，因此，他們才是對於此地有使用的第一優先權。派系C則認為這一地的土地是大家都通以共用的。事實上，在Munda地區，系譜的追朔是可以透過父系也可以透過母系的(succession is both patrilineal & matrilineal)的，使得情況具有了歧異性(ambiguity)。
如Ernest所說這是一個“a discourse-centered political ecology”、“politics of difference”(Ernest 1999)。當地人透過，對於論述去強調他們對於土地的擁有權。並透過「傳統的策略」(如人地關係、親屬關係、神話或宇宙觀)去區別他群與我群，也就是一個inclusion & exclusion的過程(Ballard & Banks 2003)。因此，整個宣稱對於土地擁有權不只是一個經濟的理由，而是具有社會層面意義。而文化本身是具有彈性(flexibility)，在「現代化」的過程中，透過自身的概念與「大環境」互動。
§ Finale §
因此，在Solomon Islands的土地爭議中，人們對於土地的使用權與所有權宣稱，不只是為了經濟的理由。在這個過程中，人與土地的關係、社會認同重新被創造(建立在原有的文化基礎上)，並透過文化的重新創造，以回應殖民主義與資本主義對當地的影響。在Solomon Islands的土地當中，約87％的是屬於customary land，因此，跨國公司需要不斷地的與地方協商，需要付予當地開採使用費(royalties)、營收的回饋以及對當地環境破壞的補償。當然，這也使得當地遇到了兩難的困境，也就是到底要經濟還是環境(上述的利益使得當地人可以去支付政府稅收、罰款與教育支出)。
另外，有趣的是，美拉尼西亞原本是一個無文字的社會。因此，如Ernest在對Onabasulu的探討中，記錄了三個故事與神話，而這樣的故事是被錄音起來的，並在非正式的場合之中，被重複地播放。而Malaita地區Kwara’ae的領導人Samuel Alasa’a透過錄音帶，將他自己的經歷、系譜與遷移不斷傳下去。最後，用文字記錄了起來。這牽涉到口傳與文字記錄的特殊差異。透過文字去記錄，使得Kwara’ae人在現代性中對於土地的宣稱中得到了合法性基礎。然而，用文字記錄，(與口傳相比)似乎更少了彈性，也就是說被固定化了。
Schneider說‘the process of individualization of the ownership of natural resources……leading to an individualization of social relations’(1998：207)。然而，關於跨國伐木公司對於當地的回饋與補償所得到金錢，到底如何被利用、流動與交換，並沒有被討論到。例如，Stira對於Sri Lanka的Ambakandawila漁村的研究認為，當地進入市場經濟之後，金錢在當地的流動是具有性別意義，並展現了兩套道德觀。因此，在金錢的流動上，到底是有一個長期的目標(long-term aim)社會性(social good)，還是只是短期的利益(self-interested)，並如何在Solomon Islands中被表現出來，需要被討論，才能論定是否有Schneider所說的“individualization of social rel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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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iakau and Fenualoa Peoples, Reef Islands, Temotu Province, Solomon Islands’, in Jü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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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 ‘The Effect of Land Policy on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s in the Solomon Isla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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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ssmann, Jürg
1998 ‘Introduction’, in Jürg Wassmann(ed.) Pacific Answers to Western Hegemony：Cultural
Practices of Identity Construction, Oxford：Be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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